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畅谈长寿之道

李锐1917年生于湖南，1937年入党，曾给高岗、陈云当过秘书。建国后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支持彭德怀而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文革”爆发后被关入秦城监狱8年。今年4月13日，是李锐同志九九寿辰。不久前，笔者向他请教健康长寿之道。这位老人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不知疲倦，其谈话内容丰富，别具一格，已远远超出一般“养生”的范畴。

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畅谈长寿之道

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盛禹九（以下简称“盛”）：您老今年九十九，即将步入“白寿”之年。和您同一年龄段、“一二九时代”的许多老友，如于光远、李昌、胡绩伟、黎澍、李普等人，虽然都活到高龄，仍一个个先您而去，唯有您老人家“一枝独秀”，至今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笔耕不辍，还能游泳，常下围棋。这究竟是源自何处？能谈谈您的健康长寿之道吗？

李锐（以下简称“李”）：可以。我的老家在湖南平江长寿街，著名的汨罗江在那里流过。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盛产茶油，听说经常食用这种油脂，可预防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胆固醇。据传南宋理宗时，此地有三个老人均在一百岁以上，县令申请以国典赐宴，故名“长寿街”。

长寿街多长寿人。这个乡镇总面积二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四万多，至今九十岁以上的人比比皆是。原来的中顾委有四个长寿的人：方强、刘志坚、张震和我。去世时，刘志坚九十五岁，方强一百零二岁；张震现年一百岁。平江老将军长寿的还很多。我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是醴陵人，活到九十岁，大姐也活到九十一岁。我能活到今天这把年纪，是否和家乡水土、遗传基因有关，我不大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喜欢体育活动，一生都在不停地运动。体育锻炼是我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还有社会和家庭等原因。

一生都在运动

盛：能谈谈您的运动锻炼经历吗？

李：我六岁在长沙楚怡小学上学，接着上岳云中学。这两个学校都非常注重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至今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硬纸印的《好习惯》二三十条，经常据此相互批评和按条通过。小学体育教员陈奎生非常敬业，教我们各种游戏和球类，包括打乒乓球。当年陈奎生跟毛泽东常有来往，1950年他跟周世钊一同来北京见过毛。陈老师使我从小热爱体育，培养我许多运动技能。上中学后，我就成了排球和足球校队的主力队员。那时的排球比赛是九人制，我打三排中，足球是守门员。后来到了武汉大学，我仍然是这两支校队的主力队员，排位依旧不变。武大校队在武汉各校的比赛中得过奖，还远征长沙，把长沙所有的校队都打败了。

体育锻炼使我身体强壮，培养了我大胆敢于冒险的精神。记得1938年我在徐州从事地下工作，曾代表徐州的青年团体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当时，为了抢时间参加会议，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大员唐生明去武汉的专列停在车站，军警不让我上车，我就偷偷站到火车头前的长铁板上，那当然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火车开动后，一路上很多人看见我站立在车头上，都吓坏了。在郑州停车时，车上的警卫人员不得不让我进入车内。一到武汉，我就重感冒了！

除了球类运动外，我一生最喜欢游泳。在岳云中学念书时，结交了几个湖南大学的年长的朋友，是他们教我在湘江里学会游泳的。此前一个人独泳，曾发生过几乎淹死的危险。到了武大，你很熟悉，那里有个好大的东湖，湖边用木头搭建的游泳池有跳水台，我还学会了跳水。湖中心有个小岛，每当课余假日，我从跳水台游到小岛，来回一两千米，“极目楚天舒”，那真是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运动。

到延安后，仍坚持游泳。延河水很浅，只有清凉山下有一段比较深，那是我经常戏水的地方。

1949年进城工作后，没时间游泳了。1963年流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有一个大水库，又有了游泳的机会；我写过一首七律，其中后四句，说明当时怀念水电，借此训练心情：

碧光万顷独呼吸，翠色千重一览收。唯有群山殷切甚，朝朝伴我库中泅。

1975年从秦城放出，又回到磨子潭时，当地禁止我游泳了，可能是怕我淹死，他们要担责任吧！

1984年我正式离休，进入晚年，绝大部分的运动锻炼都难进行了，唯有游泳至今仍在坚持，在游泳池，每星期多达五次，从一千二百米到一千米，又到八百米。2008年做了心脏手术，遵医嘱，现在减少到三百米；仰泳一百米，五分钟，在老人中还算快的。我有一种本事：可以躺在水面上不沉，自得其乐。

游泳是体育锻炼中最能活动全身的一种运动，比较平和、自由、随意，老少咸宜，值得大力提倡。

1970年后三十多年住在楼上，有个阳台，每天两次到台间活动，两脚跳踏几分钟，同时做俯卧撑。为了保护好视力，早在延安坐牢时就学会了做眼睛的按摩操。

气功也能健身

盛：“生命在于运动”，这是伏尔泰的名言，有其科学根据。前些年，又有另一种学说：“生命在于静止。”其理由和根据是：不停飞舞的飞禽走兽只能活十几年或几十年，而蛰伏不动的山龟可活上几百年；还有人认为：每个人的生理基因都有一个定数，这个定数决定个人生命的长短。有多少人因运动量过多、过大而身亡；反之，很多淡泊名利、归隐于市、安享晚年的人，都是长寿者。因此，静养也是安身立命之本。您怎么看待这种理论？

李：这个理论值得研究。我认为，山龟和飞禽走兽虽然都是动物，但是不同的品种，其生物基因、生命周期和生长规律是不一样的。山龟不是绝对地静止，也有运动，不过不为常人所觉察而已。至于说到人的生命“定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先天的遗传因素，更有后天环境、疾病和个人心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中个人的自我调理和保护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并不是“定数”所完全决定的。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说明世间万物都在运动，没有运动就没有世界。当然，运动锻炼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要适度，特别是对老人来说，由于体力的衰退，少作剧烈运动，多作静养，这也是对的。

盛：提到静养，我想到佛教的“禅定”。众所周知，原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虚云禅师是一个苦行僧，他一生坐禅，活了一百二十岁，于1959年圆寂。还有，我国当代“丹道高师”吴云青，被誉为“世界老寿星”，活了一百六十岁，于1998年坐化，死后肉身不腐。吴云青一生练功不辍，他的功法分“动功”、“静功”两种，“静功”类似佛教的“禅定”。请问：您练过“禅定”吗？您怎么看待“禅定”？

李：禅定就是俗话说的“打坐”。我练过气功，没练过“禅定”。我认为，同气功、瑜伽一样，禅定也是一种运动，它通过呼吸在体内吐纳循环，使身体各个部位和心理意识得到相应调整，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目的。

庐山会议被开除党籍后，1960年到1961年下放北大荒劳改，我把它当作一种特有的运动。1961年离婚到1963年下放前，一人闲居学会了做气功。气功和禅定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和放松的心态，脑袋瓜不要想任何事情。我在延安被“抢救”时，一间窑洞里关七八个人，睡在地下，地方太小，没法子锻炼。到秦城监狱后，牢房很大，我每天在房间里练旱游，跑步，那里空气好，也做气功，从未间断。那时我患严重的哮喘病，有几首诗记述了我当时的锻炼生活：

夏来长跑治哮喘，冬仍冷浴免风伤。斗室恰如面壁处，方丈堪为健体房。日赐斜阳一小方，人谁不爱浴阳光。气功长跑朝朝练，白水蔬餐顿顿香。少时徒有羡鱼情，白发何如羡后生。方丈穿梭日十里，我还越活越年轻。平生酷爱浪中泅，曾记童年命几休。心醉江河湖海里，如今旱鸭仍旱游。

盛：您的饮食生活习惯怎么样？

李：我小时候家庭生活很困难。1922年父亲死了以后，三十二岁的母亲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例如早餐，只有我吃一个鸡蛋，两个姐姐都没有份；一个礼拜只能吃到四两肉（那时是十六两的老秤）；一个月的生活费限制在二十块钱，包括房租八块。我到大学后，吃得才好一点。在延安六年，吃的是小米饭和土豆、小菜，一个星期一次肉和馒头。坐牢一年半，生活更坏。秦城八年，单监生活就不必说了。

我从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没有抽烟喝酒的不良嗜好，从不大吃大喝。1979年平反后，以及1984年离休后这三十年，生活比较正常。吃得最多的是五谷杂粮和蔬菜水果，喜欢吃鱼，不大吃肉，淡食粗茶，至今如此。这是我饮食上的一种习惯，对身体有好处。

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从四十二岁到六十二岁，整整二十年倒霉挨整期间，没有夫妻生活，以后一直如此。清心寡欲，减少消耗，这也可能是我长寿的原因之一。

心态非常重要

李：养生之道，除运动锻炼和生活习惯之外，心态非常重要。有人问周有光老人为什么长寿，老人说：“我从来不对别人生气，自己也不生气，因为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周有光讲得对，生气乃百病之源。周老也一生坎坷，他处事不惊，临危不怒，已活了一百十岁，至今仍身体健康，脑子十分清楚。

盛：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活了一百零二岁，他的养生哲学是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您怎么理解陈立夫的这八个字，特别是“养心在静”的“静”字？您有过这方面的体会吗？

李：陈立夫大家很熟悉，抛开政治上的是非恩怨不谈，听说这个人的生活作风是相当严谨的。他在美国靠养鸡维持生活。周恩来说过，陈立夫“是一个值得重视”、“值得尊敬的敌人”。就养生而言，我欣赏陈立夫的这八个字，特别是“养心在静”，说明一个人的心理、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陈立夫认为：“养心在静，首在淡泊明志，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赵志峰《周恩来缘何说陈立夫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载2014年6月24日共识网）同周有光一样，陈立夫这里也提到了“不发脾气”，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和修养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我对“养心在静”的理解也是八个字：冷静，理性，乐观，豁达。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历次政治运动和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文革”中自杀的人很多。像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我们彼此的革命经历都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和伤害，对国家前途感到绝望，因此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

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更多一些。毛泽东说的“六不怕”（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外，其他的都经历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还属中等）：五天五夜不许眨眼睛等，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三年困难”时期，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远远看见有白发俄国妇女也在劳动，那是苏联搞集体农场饿死人跑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劳动时，周边的农场和生产队饿死了很多人，我差点也饿死了。是田家英救了我，他把我的情况反映到李富春那里，于是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宋晓梦写我的传记，说我“可以死好几回”。我受过很多苦难，为什么没有自杀？是因为对世界的发展前途有所了解和认识。195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年去过美国三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眼界比较开阔，感性知识比较多。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有学者预言，苏联最晚会在2017年垮台，那时我还接受不了。结果，1991年就解体了。久加诺夫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认为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专制独裁造成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领导和影响的阵营失败了。共产国际曾在六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共产党，现在剩下没几个了。

我对世界各国的情况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了解多一些，很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变化：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自发成立共产党支部（我的党龄是1937年2月），就是这种思想。我从来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住在这个楼上三十多年，就注意和反思三大问题：人类历史进步靠什么？主义、理论的问题何在？共产党本身的问题；写了有关的十多本书……凭着这个坚定信念，我对一切难堪的逆境和苦难都能忍受，顽强地挺过来了。

盛：文天祥写过一首《自遣》诗，其中四句：“万事乘除里，平生宠辱中。身无随境变，意自与天通。”文天祥这里写的是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志向。我觉得，这首诗对您也很适合。您一生几度宠辱浮沉，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理念，思想境界很高，也可以说与天相通。能做到这一切，很不容易，正如您刚才说的，这和您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众多的社会科学知识密切相关。您的脑子很好，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都十分清醒、冷静。这究竟是怎样得来的？

要保护好脑子

李：不久前，我写了一首诗：

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这首诗里说的“饿饥”，是我在北大荒的一段经历，刚才讲过了。“单监”，是我在延安时，听到关于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了六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后，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六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

1967年我关入秦城。这座大监牢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改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关进来了；还关了许多高层领导，如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以及陆定一等。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在秦城，最后几年他关在我隔壁，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苏武牧羊》。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1年在重庆时，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得过精神病。崔月犁住同一栋楼，也同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五百零二人，高层干部有一半多，死在里面的近三十人，被打伤致残的二十多人，得精神病的近六十人。这个数字是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的。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自己坐牢要作长期打算了。从王若飞和自己在秦城的见闻中得到启示：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并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诗，还有少数词，首首牢记住了。

在延安被“抢救”时，关在保安处窑洞监牢，七八个人睡地下，没法下围棋，用泥巴做成棋子，难友们对弈，主要目的是让脑子动起来。

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被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跤，擦破了皮，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有了笔和墨。在书中的空白处录诗，共保存了四百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也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把其中的三十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了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曾让我主持其事。《龙胆紫集》是1980年在湖南出版的，重版过几次，香港出版过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出版过《李锐诗词本事》，选录了二百多首，指出其中有三十几首是谈毛泽东的。我真感到秦城八年的这种经历，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

我在逆境中学会转移痛苦，寻找快乐。还记得：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大会斗争我三个月，责问“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确实找不出来。在秦城时为此吟了一首七律，其中一联：“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天没有对好，晚上突发灵感，对出来了：“自我批评总过头。”心里多高兴啊！前面谈过“六不怕”，我也吟过得意的两句：“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

在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杀头，第二位即单监。秦城八年，就这样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和驱散心中的烦恼和痛苦，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