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农村人口老龄化
问题及应对
主持人语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基于田野调查，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我们形成了若干判断：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存在不同的特征，需要深入田野调查才能为农村养老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二是养老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也是农民最紧迫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振兴战略应当积极回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农村养老需要激活乡村内生资源，包括农村土地制度、乡村治理体系、农民社会组织、农村文化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等。在这三大判断下，我们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关键问题是什么及如何解决，展开实证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形成从田野出发、从基层出发、从实践出发的系列认识。
本专栏的两篇论文，从不同方面展示了上述观点。第一篇《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以浙江省H县调研为例》，分析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两种不同思路，并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阶段划分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在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村社集体养老的形式及运作逻辑，进而提出有限财政资源供给与调整的政策建议。第二篇《城乡关系视域下农村养老体系建设》是对研究团队既有成果的梳理、整合和提升，在分析城镇化影响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征，以及农村养老资源的变化和获得性的基础上，提出乡土化的农村养老体系构想。本专栏的设置，试图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角度，基于当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及特征，为农村养老的资源供给与政策调整提出更多有益的建议，以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思考，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解读与方案。
（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不同思路，主流思路是通过城乡统筹来一并解决城乡养老问题，最主要的主张是通过缴纳养老保险，年老时依靠养老金养老。但是，这种依靠账户养老的思路在讨论农村人口老龄化时，存在无法回应两个特别关键问题的缺陷：一是将农村老年人都当作社会负担，忽视了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者的现实；二是脱离村社这个不离土的熟人社会来讨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恰当的。文章以浙江省H县村庄养老院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及村社养老的优势及内在逻辑，认为发展基于村社的集体养老，将能有效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富先老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国家应当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大力支持不离村的农村养老政策建议。
关键词 老龄化阶段；村社养老；养老秩序；乡村振兴
一、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
未富先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顺利解决好养老问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大局。农村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解决养老问题难度最大的地方，目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主流思路是增强国家养老责任，提高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力度。比如，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建议“大幅度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同时加快提升覆盖率。经过我们测算，如果把城乡居保扩大覆盖到未被缴费制养老金（城镇职保）覆盖的所有城乡居民，同时将养老金替代率提升至45%，且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对应2020年人均养老保障为7709元/年，制度支出占GDP比重约为1.22%。考虑到现阶段中国养老体系制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仅为5.4%，相较OECD平均7.7%仍有不少空间。我们认为中国可以承受非缴费最低养老金所带来的财政成本” 1 。
按照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建议，中国养老体系制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5.4%+1.22%=6.62%，已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超过了相当部分OECD国家的水平。2020年全国GDP为101万亿，1.22%的GDP比重约为1.23万亿，相当于当年18.29万亿中央一般财政收入的6.72%，而按6.62%的GDP比重计算，则相当于中央一般财政收入的36.58%，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
胡祎、魏后凯认为，“与城市老年人一样，农村老年人也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全部青春和力量，让他们晚年还要依靠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应当“让社会承担起更多反哺农村老年人的责任，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 2 。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水平，让每一位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以及老有所依，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社会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传统社会，由子女负责年老父母的养老送终，所谓“生养死葬”。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们“皆有所养”成为大同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新中国通过“五保制度”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义务人的老年人建立起了特困救助通道，做到了“皆有所养”。当前讨论的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再限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义务人的老年人，而是将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老年人亦包含在内。
当前时期，农村养老依然主要依靠家庭，而非主要依靠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家庭成为一体单位，父子两代合力建设美好生活，经济上基本也不分彼此。既然养老主要是子女责任，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高低就主要与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及子女是否孝顺直接相关。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是每个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因此，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就不只是要为老年人个体提供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家庭中因青壮年人进城务工，农户家庭发生了分离，之前相对封闭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使之前村庄强有力的规范性力量被大大削弱，也使老年人照料成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以家庭为主要支撑的养老体系开始瓦解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如何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以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从而可以安度晚年。过去农村养老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孝道问题，也就是子女如何善待父母的问题，这是家庭层面的问题，现在农村养老问题已从家庭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成为国家必须介入的社会问题。当前时期，农村养老问题正处在一个由家庭层面向社会层面转变、由家庭责任过渡到国家责任的过程之中。
养老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国家责任。过去农村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中每个人都要努力作贡献，父慈子孝，各尽所能。到目前为止，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大多仍然在无条件支持子女，主要是帮子女完成婚嫁，在城市买房，以及帮子女带孩子。较少有农村父母会在子女成家立业之前将收入积蓄起来养老，更不会花钱去买商业养老保险。即使进城务工，面对半强制的“五险一金”，农民也普遍不愿意加入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即便职工养老保险的大头是企业和国家财政承担。农民工普遍有强烈的现金收入倾向，如果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其中自费部分要缴500元，企业缴1000元，国家缴500元，农民工就相当于每月缴纳2000元，到60岁时就可以按月拿到较高额度的职工养老保险（即退休金），但农民工缴纳社保基金的意愿却相对较低。若可以将企业代缴部分直接作为工资发放，农民工几乎都会选择不缴纳社保基金。这也是导致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原因之一，因为非正规就业不用缴纳社保，现金收入比较高。以前述每月5000元收入作比较，如果是正规就业，必须缴纳社保，自费缴纳500元，只留下4500元工资；如果是非正规就业，不用自费缴纳，且企业缴纳的1000元也当期作为工资发放，这样月收入就有6000元，若可以加上国家补助的500元，则有6500元。现实中，很多农民工都愿意选择每月6500元但没有职工养老保险的组合，而不会选择实际每月拿4500元但有未来职工养老保险的组合。产生此种观念的原因是农民工都有很强的现金需求倾向，过好当下，为子女创造成长条件，以及完成抚养责任，是农民最优先的考虑，只有当这些责任基本完成了，他们才开始为自己进行养老储蓄。当前时期的农民一如过去的农民，他们的优先选择是完成抚养子女的责任，而非为自己养老提前作准备。
农民普遍优先完成抚养责任，而非为自己未来养老提前作准备的情况，其想法是将来养老还是要靠子女，毕竟“养儿（女）防老”，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农村，靠土地养老，这是大部分农民的思维惯性。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国家财政来保证农民养老，由国家给农民发退休金，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的思路，显然存在片面性。
农民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村老年人又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的青壮年人进城，与原生家庭发生分离，老年人留守农村，导致村庄孝道文化的解体，子女赡养父母义务的弱化，缺少收入的农村老年人无论是在生活、心理、身体还是价值取向上，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如何真正站在农村老年人角度来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障，以让他们老有所养，有幸福的晚年，是农民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
要全面解决如何帮扶农村老年人，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就必须要深入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处境以及当前中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农村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应对农村老龄化的顶层政策与措施。只有真正认清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处境，认清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及农村出现的可能局面，才能有的放矢，将国家财政资源用到实处，从而为正处在现代化爬坡阶段的未富先老的中国找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策。
当前学界与政策部门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方面，大多停留在道义层面，缺少对农村老年人养老真实处境的认知与理解，提出的对策缺少实用性和针对性，如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国家应当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这个方向不错，但到底应当如何支持才最有效，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的报告以及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却大都含含糊糊，不明所以。本文拟在划分人口老龄化不同阶段的基础上，结合在浙江省H县村办养老院的调研进行具体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和政策部门更多的关注与思考，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解读与方案。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阶段划分及应对
笔者最近几年到农村调研，首先关注到的是农村老年人边缘化的问题。简单地说，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老年人的温饱问题虽已得到解决，却因为城市化和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村庄越来越被边缘化，大部分过着贫乏、单调的闲暇生活。因此，可以考虑将老年人组织起来，成立老年人协会，通过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2002年以来，笔者先后在4个村主持成立了4家村庄老年人协会，每次只用较少的经费（笔者每年为每个老年人协会提供1万元活动经费），就大大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感受，甚至有老年人说，自从成立老年人协会以来，村庄老年人普遍感觉“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变好了”。在4个村成立老年人协会的同时也都建立了老年人活动中心，成为老年人聚会、娱乐以及策划各种活动的地方。老年人自己组织起来，有意义地度过闲暇时光，共同建设美好生活，从物质层面看并没有增加收入，但却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之间的活动与交往的加深，或村庄老年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不花钱或只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提高村庄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这是一个低碳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办法。
但是，并非村庄所有老年人都可以常年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与交流。经常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去的，主要是家庭负担不重、身体又健康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往往还有家庭负担，还要想方设法增加家庭收入，高龄老年人因行动不便，就没有办法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娱乐了。
一般来讲，在农村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60~70岁。这个阶段的老年人身体往往还很好，虽然进城务工已经不大可能，但还可以在农村务农，他们一般会选择种田，在附近务工，或者积极搞庭院经济和农村副业。这阶段老年人仍然务工务农增收的原因有二，一是补贴子女，二是养老积蓄。这个阶段也是最为典型的“老人农业”和“以地养老”的阶段，只要还有土地，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就还是生产者，他们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中的积极主动力量而非消极被动力量。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获得意义、获得尊严，这是资本化农业所不具备的，因此是极为重要的 3 。这个阶段是农村老年人的人生第二春，他们身体好，能劳动，有收入，自由自在，因此，大多不存在养老问题。
第二个阶段为70~80岁。这个阶段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大多已经力不从心，不过身体都还健康，至少生活还能自理。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基本不再有挣钱能力，他们会力所能及地做点家庭副业，比如养鸡、种蔬菜等。他们大多身体还好，又有大量闲暇时间，因此成为村庄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常客，是老年人文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个阶段的老年人物质消费欲望低，村庄熟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与大自然的亲近让他们有安全感与归属感，积极参与村庄文化活动让他们有了社会存在感和被看见的意义感。这个阶段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可以从村庄获得“多元福利”，村庄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即使子女在城市定居，他们也大都不愿进城与子女一起生活，而愿意在村庄过自由自在的分散生活 4 。这个阶段的老年人既活跃又脆弱，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阶段是8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到了80岁，很多身体机能慢慢开始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开始出现失能或半失能的问题，吃饭、起居都开始变得困难，越来越需要有专人照料，从而进入需要照料的养老阶段。高龄老年人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失能老年人，这样的老年人需要有人陪护；一类是可以行动但相对不便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往往需要有人送餐，需要有人帮助洗衣被、整理房间等。
一般来说，农村老年人不大愿意离开村庄而到村庄以外的地方养老，包括不愿意到城市子女家中养老，但这对于身体机能已衰退或丧失的高龄老年人来说，实属别无选择，高龄老年人的子女亦在农村，由子女照料高龄父母就相对方便；如果子女在城市工作，难以回到村庄长期照料父母，办法之一就是请保姆进行照料。
可见，高龄阶段老年人产生了最大的养老需求。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很多老年人也不愿离开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不愿离开村庄这个熟悉的环境，他们认为一旦离开村庄，到了福利院，就脱离了一辈子的社会关系，就不再被“看见”了。当前时期，农村青壮年人大多进城生活，农民家庭大多面临分离，高龄老年人的照料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真正痛点。
在上述情况下，发展村庄互助养老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在村庄层面的互助养老，主要是由低龄老年人来照顾高龄老龄人，主要有两种照料方式：一种是以送餐等服务为主，主要针对未卧床老年人的需要；另一种则是对卧床老年人的照料。互助养老主要分为低偿服务、志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种。一般来讲，互助养老需要有村社集体牵头，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 5 。
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村养老，除了家庭养老和互助养老，还有两种重要的养老形式。一种是农户以自家小院为基础改造形成的“托老所”，以江苏沭阳的“日间照料幸福小院”为典型，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日间照料幸福小院”给予补贴。“日间照料幸福小院”符合农村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和消费能力，满足了农村老年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平均每月不超过1000元的费用亦在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承受力范围，因此仅实施半年，沭阳县就初步建成10家“日间照料幸福小院” 6 。另一种则是村办养老院的形式，与农户为主所办的“托老所”或“日间照料幸福小院”不同的是，村办养老院因为有村社集体的介入而更加制度化，可以在更大范围复制。
综上所述，解决80岁以上农村高龄老年人养老问题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家庭养老，包括居家请保姆照料；二是互助养老；三是农户以自家小院为基础建立的民办公助“托老所”；四是村办养老院。四种形式都是建立在村社养老的基础上，或者说都是不离土的农村养老。
上述我们按能力差异将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进行年龄阶段划分，可以发现，真正需要重点支持的养老阶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长。尤其重要的是，基于村社养老的基础，不脱离农村土地，不脱离农民住宅，不脱离农村熟人社会，不脱离村社集体，以及依据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条件对农村超过60岁老年人进行分类，可以发现，真正需要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数量较少，大部分低龄健康的农村老年人则是农村宝贵的财富，他们是资源而不是我们所需要应对的未富先老的“负担”。即使是需要照料的高龄老年人，只要不脱离村庄，也可以低成本解决养老问题，并不至于成为所谓“古稀陷阱” 7 。
三、村办养老院的两种形式及运作逻辑
笔者2022年8月到浙江省H县调研，访问了3个村庄养老院，其中2个为村社集体养老院，1个为村庄民办养老院，这3个养老院的状况能反映出当前村社集体养老的两种形式及运作逻辑。
（一） H村养老院
H村养老院是县民政局验收达标的村集体举办的农村养老院。H村共有1200多名村民，其中不到一半仍然住在村庄，大多数为超过60岁的老年人。该村养老院于2009年开始修建，2009年用50万元建了养老院的第一层，面积为380平方米，2014年用60万元建了第二层，共有11间房，其中有7间供养老院使用。养老院通过回廊与村部办公室相连，相对独立和封闭。目前养老院有22位老人入住，单间费用为每月900元，双人间每人每月650元，包含食宿、清洗衣物及清扫房间等；不住宿只就餐的老人，则每月交330元，每天餐费11元。22位入住老人中，有几位是外村人，因女儿嫁到本村，所以来本村养老院养老，费用每月要多交100元。
H村养老院是村办养老院，由村集体负责兜底，具体由村文书负责养老院的管理和处理各种琐事，比如要调解入住老人之间的矛盾。文书不另外拿工资，作为村干部，村文书1年有3万元报酬。
养老院聘请了两位服务员，都是本村老年人，一位68岁的妇女负责食堂工作，包括买菜、做饭、洗碗，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养老院工作。另一位70岁的妇女，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和清洗衣被，住在养老院。两位服务员每月工资为2800元。
目前H村养老院只接收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入院，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就会要求其子女或赡养义务人将其接回家。22位入住老年人中，年龄最小的70岁，最大的90岁。
按该村村支书的说法，当初兴建养老院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村庄有大量的留守老年人，部分留守老年人年龄比较大，虽然没有失能，身体机能却大大退化，加之有的丧偶，食宿存在困难，因此通过办养老院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困难，以达到子女放心、老年人安心、村“两委”关心的“三心”目标。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主要有三种情况：子女外出无人照料，子女在村但与老年父母分开居住，以及个别只有一个孩子而难以顾及。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约80%有房子（一般都是子女的独院）但空着。入住的22位老年人大部分是丧偶老年人，只有两对高龄的夫妻是一起入住的。这两对夫妻家庭条件都很好，其中一对87岁的夫妻，两个儿子资产过亿，另外一对90岁的夫妻，存款有几百万元，儿子在宁波经商，但是他们均对在外面养老没兴趣，认为还是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养老更舒心。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不再有挣钱能力，这些老年人大都虽然有积蓄，而且子女经济条件也不错，但基本上他们都很节俭，如一位老人有20万元存款，却舍不得开空调（空调费需要自理），尽管一天所产生的费用只要5~6元。村办养老院费用特别便宜，一个月只要600多元，而到乡镇要2000元，县养老院则要3000多元。村里养老院之所以这么便宜，其中一个原因是村庄办养老院，有很强互助和低偿服务因素，制度成本低。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比便宜更重要的是村办养老院没有脱离村庄，没有脱离熟人社会。
因为村办养老院是经过县民政局批准的，要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所以各项设施必须达标，其中消防要求比较高也是要交费用的。H县政府对建养老院给予了20万元的建设经费补贴，目前为止，除了房子和设备由村集体出资，养老院是独立核算的，既不亏损，也无节余。
养老院每天三餐的开餐时间分别是上午7：00，中午11：30和下午4：30。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往往缺少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大多数的消遣是吃过饭后坐在走廊上聊天，有大概一半的老年人会在饭后到室外散步，只有少数老年人会打扑克。笔者调研时只看到一位老年人在阅读书籍。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般是身体机能已严重衰退的老年人，因此他们几乎不到村庄老年人活动中心参加娱乐活动，而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老年人一般都是身体机能比较好、有强烈精神生活需求的老年人。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一旦失能卧床，就要由子女或赡养义务人接回家中照料，若请保姆进行照料，费用一般为每月5000元。调研中，我们访谈了H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个干部，他母亲曾在H村养老院住了2年，失能后送入县老年公寓，每月费用3000元，10个月后因病情严重接回家中，接回家中1个月后过世。
从村“两委”来看，办养老院是“贴钱做好事”，但最怕发生事故。养老院最容易发生的事故为电热毯着火、老年人意外走失等。该村村支书认为，应该由政府统一办养老院，而不应当由村集体办，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村集体在出现事故时承担不起责任。
因为是在村庄，养老院并不限制老年人的自由行动，既允许老年人随时回家，也允许子女和村民随时到养老院探望老年人，这种开放式养老极大地提高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体验。
（二） Q村养老院
Q村有户籍人口2056人，另有数百名村民因为子女在县城读书而迁出了户口。因为有乡村企业，有500多名外来打工人员流入该村。
Q村的养老院既未获得上级部门的补贴，也没有上级部门对其进行定期检查监测。但实际上，Q村养老院在运转上与H村并无本质差异，村养老院是由村社集体所办及负责营运与管理。村养老院主要联系和责任单位是村妇女中心，村妇女主任负责村养老院的管理工作，村文书负责村养老院的财务工作。
笔者在Q村调研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入住村养老院的老年人与老年人协会积极分子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人员上也没有交叉。村老年人协会主要是村庄中仍然强势的老年人自娱自乐的地方。村老年人协会中的老年人是村老年人中的强势群体，有着很强的精神生活需求，老有所乐甚至老有所为，是Q村老年人协会的写照。入住村养老院的老年人则是村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进入人生收缩期，退出了主动锻炼身体和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寻找意义的活动。因而，老年人活动中心是娱乐型的，养老院则是责任型的。
Q村养老院建于2014年，征用农地10多亩，每亩征地费为3万元，建两层小楼，用围墙围起小院，院内土地可用于种菜，养老院身体比较好的老年人都是义务种菜员。目前养老院所有房间都已住满，共有老年人32人，年龄最小的80岁，最大的99岁。村文书任养老院院长兼会计，村集体每年要补贴养老院2万元~3万元。具体负责养老院日常管理的则是村妇女主任，身兼网格员，每年有2万多元报酬（其中任网格员收入1.5万，村支委委员收入6200元，社委委员收入3000元）。村文书和村妇女主任兼任养老院的职务都是无酬的。
养老院日常管理员是一对夫妻，妻子76岁，丈夫80岁，身体都很健康，主要负责买菜、做饭以及守门，住在养老院门卫室。夫妻两人每月工资5000元。此外，养老院还另外聘请了一名60多岁的本村妇女负责打扫卫生及整理养老院内务，每月工资1500元。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双人间每人每月费用为600元，其中300元为住宿，300元为伙食费。单人间每人每月费用为900元，目前没有人住单人间。入住养老院的32位老年人中，有4人是外村人（因女儿嫁到本村），每月较本村老年人要多交200元。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基本丧偶，全村80岁以上丧偶老年人有一半入住养老院，另外有5人入住县老年公寓，2人入住乡镇福利院，3人入住D村的平安养老院。入住D村平安养老院的3位老年人因失能需要专门护理，而Q村养老院与H村养老院一样，都不收失能老年人。
Q村养老院有两位老人请了个人护工。一位是94岁的徐姓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自请护工，专门护理她。护工在家中照护老年人的费用一般在每月5000~6000元，而住在养老院则只收3500元，因为做饭这些事情已有专人负责，护理任务相对比较轻。徐姓老年人倒不是因为出不起护理费，而是觉得住在养老院热闹。这位徐姓老年人有1个儿子3个女儿，儿子在外地办厂，之前住在城里儿子家，后来生病了，担心自己会在外面去世，就回到村养老院来住，一住就是3年，病也好了，就不再愿意回儿子城里家中居住。徐姓老人所请的护工为本村67岁的低龄老人，与其共同吃住在养老院。另一位是99岁的郑姓老人，生活能自理，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均事业有成。刚开始郑姓老人由7个子女轮流照料，但频繁更换居住地方给其造成困扰，遂主动要求入住养老院，其子女向村养老院申请雇请本村69岁老年人作为护工负责全天候照料郑姓老人，已经在养老院住了5年。笔者调研时，99岁郑姓老人很活跃，到处串门，护工与老人关系也十分融洽。
Q村还有7户五保户，他们可以选择到乡镇福利院或是村养老院养老，却都选择住在家中，即使家中房子比较破旧。这7户五保户身体好，五保金又比较高，他们觉得住在家中比较自由，且不愿脱离村庄熟人社会。随着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这些五保户或者入住村养老院，或者入住乡镇福利院。
Q村养老院2022年6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两位老年人吵架，一位86岁，一位93岁。吵架（没有动手）之后，86岁老年人因过于激动而不幸离世。93岁老年人得知后因害怕一个人躲到了山上。发动全村人寻找，到天黑前才在山上其妻子坟前找到，老人表示自己也不想活了，遂到妻子坟前告别。此事处理的时候，去世老人亲属通情达理，经协商93岁老人只需赔偿5万元，其中村里承担2万元，93岁老年人子女承担3万元。
入住养老院前，村集体就明确养老院是公益性质，只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在老年人入住之前，家属需要与养老院签订协议，养老院不承担意外事故责任，并有权拒绝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入住。从建院到笔者调研的2022年9月，共有8位老人在养老院住满7年；16位老人在养老院住到病危，由家人接回后在家中去世；4位老人在养老院意外摔倒，由家人接回照料。养老院营运期间，家属与养老院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矛盾。
让村支书忧虑的是，目前上级管理部门不断有新要求，要求完善消防设施，进行规范化管理，包括要求封闭管理。由于养老院的事务越来越多，开办的风险也随之增大，村集体还要出经费补贴，原计划的养老院2期，现在已决定不再建设了。
（三） D村平安养老院
D村平安养老院属于民办养老院，占地3333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是政府批的公益事业建设专用地。目前养老院主楼有4层，因为没有电梯，第4层没有住人，主要堆放杂物。平安养老院共有60间房，最多可以安排100张床位。建设养老院共花费40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00万元。
D村平安养老院由冯某夫妻所建。冯某既是院长，又是门卫和护理，他妻子主要负责做饭和护理，另外请了两名护工，每月工资4500元，护工年纪均在60岁左右。同时聘用了一名中年妇女负责做饭，处于试用期。本来还想再招聘2名护工，却一直招不到。据冯某讲，几乎所有养老院都招不到护工。
目前，平安养老院共有46位老年人入住，年龄最大的97岁，有5位年龄低于80岁，他们都身患疾病或残疾。46位老年人中有11位男性，35位女性，只有2位老年人会使用手机，一位90岁，只会接电话，另一位80多岁，也只会用老人机。46位入住的老年人中有20位行动不便无法到饭堂吃饭，需要送饭，其中有5位需要喂食。收费上，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每月费用为900元，单间的费用则为1400元，失能老人的费用最高每月为2500元（尿不湿费用自理）。对于失能老年人，国家补贴分轻度与重度，轻度每人每月补助100元，重度每人每月补助200元。46位入住老年人中只有两对夫妻，且年龄均为85岁以上。送到养老院的老年人几乎都是子女不在家的。老年人能自己照顾自己时，一般不会进养老院。
入住平安养老院的老人几乎家庭都比较贫困，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子女很少会将老年人父母送到该养老院，这与前面两家村办养老院有本质的不同。前两家村办养老院不收卧床老年人，养老院气氛总体上还是比较欢快、轻松和有趣的。平安养老院是市场化运作，入住老年人来源复杂，且有接近一半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养老院氛围相对安静和冷清。家庭条件好的子女要么将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送到县老年公寓，那里硬件条件要远远好于平安养老院，要么请保姆在家照料。
入住的46名老年人中有10多位老年人比较热心，经常可以帮助养老院做些打扫卫生等杂事。其中一位86岁身体健康的老年妇女经常帮厨，养老院就将她每月的费用由1400元降低到1200元，并在年终给予补贴3000元。
平安养老院夏季吃饭时间为早上6：00吃早餐，午间10：30吃午餐，下午4：00吃晚餐。老年人们每天很早入睡，早晨5点就都醒了，其中一位70多岁的妇女每天凌晨3时许便开始在院子跑步。有10多位老年人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都很节俭，几乎不消费。子女送来食品，多数老年人都会与其他老年人分享。养老院娱乐活动很少，因为其中的老年人已经较少娱乐需求。院长说本来计划增加一些运动项目，但担心老年人会在运动中受伤，因此没有增加。
（四） 小结
以上3个案例引出以下值得重视和思考的几个重要议题。
第一个议题：如何精准建设以村庄为基础的养老秩序。
从H县3个村庄养老院的调研情况来看，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年轻人进城，导致留守老年人的出现。一些留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生产能力退化，生活自理能力也越来越弱，尤其是在丧偶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世界开始收缩，如何获得基本照料成为问题。以不脱离村社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村庄养老院，可以较为精准地为这部分老年人提供底线的养老秩序，从而可以让子女放心、老年人安心，但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低龄老年人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而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资源。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按60岁或65岁来定义老龄化或养老老年人的数量。其二，实际上，已经退出农业生产的中龄老年人，因为生活可以自理且积极参加村庄文化与社会活动，因而不愿到养老院，这也进一步减少了需要养老的老年人数量。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只要仍然在村庄，老年人消费都是很低的，住自己房子，吃饭和自养是没有问题的。其三，只有到了高龄阶段，一般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有较高的养老需求，但这部分高龄老年人人数不多。他们的养老需求可通过三条渠道来解决。第一条渠道是传统渠道也是主渠道，就是通过居家养老来解决，其中包括家庭雇请保姆。第二条渠道是到村庄外面的养老机构，比如县老年公寓，五保户到乡镇福利院养老等。但到县老年公寓养老比较贵，且远离村庄熟人社会，并非最好的选择，关键是很多农户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第三条渠道则是到村社集体养老院，这为大部分子女不在村、父母又已高龄的家庭提供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渠道。村社养老花费少，老年人养老质量也比较高。有了这条渠道，基本上可以解决当前农村老龄化中的养老保底问题。
如果将所有超过60岁或65岁的农村老年人都列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范畴，而不是按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状态进行分类治理，就无法精准应对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第二个议题：低成本的村庄养老可大大缓解日益严峻的农村养老问题。
村庄养老收费之所以仅为每月600元，是因为村庄养老通过精准地将身体机能严重退化却又未完全失能的最需要获得照料的这部分老年人甄别出来进行集中养老，既极大地降低了照料成本，又满足了村庄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为养老成本低，因此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又因为没有离开村庄熟人社会，老年人入住村庄养老院无需付出心理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在村庄养老院中，虽然国家和村集体都几乎没有补贴，但农户家庭只承担相当低的养老成本（600元/月），就可以为村庄最需要养老的大多数老年人提供品质并不低的养老服务，典型例子是Q村养老院两位90多岁老年人自己请保姆在养老院加以照料，也不愿回家或进城随子女养老。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入住村庄养老院的老年人生活可以自理，或失能的就请保姆照料，所以养老院的工作比较简单、轻松、易完成。因此，H村和Q村养老院的护工都是身体健康的本村老年人，他们有责任感，可以胜任工作，只收取比较低的报酬。而家庭聘请保姆，月工资一般都在5000~6000元，市场化养老院请护工月工资5000元很难找到人，其中原因就是，家庭保姆及市场化养老院护工所要护理的多数为失能老人，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姆和市场化养老院护工工资是市场化的，村庄养老院护工则带有很强的互助性质和低偿服务的特点。
正是村庄养老院的廉价，为村庄普通农户家庭提供了消费得起的养老供给，从而可以极大地缓解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
第三个议题：有限财力支持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中最关键的问题。
村庄养老院的案例表明，虽然没有惠及所有农村老年人（因为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由家庭来养老的），但却可以解决农村养老需求最强烈那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这部分农村老年人是当前农村养老中的短板，也是关键少数，这部分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应对农村老龄化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国家将有限财政力量用来支持需求最强烈那部分人的养老，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第四个议题：如何调动村社集体办养老院的积极性。
村庄没有办养老院的积极性是很显然的，原因是只有责任，没有权利也没有利益。如果国家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是指望通过提高农民养老保险及试图通过市场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应对当前农村养老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将重点集中到那些家庭养老难以有效覆盖的部分，通过发展村社养老，结合家庭、互助和集体，形成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农村养老体系，则国家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给村社养老以极大支持。比如H村和Q村，若每年有10万元财政支持，村庄养老院的住宿条件和服务水平可大幅提升，按一个村庄10万元来计算，全国只有50多万个行政村，全部花费不过50亿元，与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计算的动辄上万亿，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四、依托村庄养老的资源供给的政策建议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两个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按年龄来划分老年人，抽象地讨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没有对农村老年人进行精准分类，真正辨析老年人在不同阶段及不同条件下对养老的不同需求。第二个误区是脱离村庄讨论应对老龄化和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这样一来，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就只可能是泛泛而谈，不得要领，且会误导政策方向。针对上述两个误区，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关于第一个误区，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按年龄和身体状况来划分，低龄老年人并非社会负担，而是社会资源。在当前农村，身体健康低龄老年人是生产力，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收入大于支出，养老问题不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由低龄向中龄过渡，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却仍然关心社会，热爱生活，他们成为村庄最积极加入老年人协会的老年人，热衷于参加娱乐活动，喜欢被人“看见”，希望老有所乐甚至老有所为。在这个阶段，虽然他们一般不再从事生产活动，经济收入减少，但身体状况较好，生活能自理，消费水平低，仍在农村熟人社会中产生大量互动，同时通过庭院进行有限的家务劳动，有益身心且有所收获。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即使不能说为社会做多大贡献，至少不是社会负担。进入高龄阶段后，老人身体机能衰退，行动变得迟缓，从过去社交中收缩，食宿不再如过去自由，需要有人照料。尤其是丧偶情况下，高龄老年人需要得到一定照料。若高龄老年人身患疾病导致卧床，就进入养老的最后阶段，需要投入比较多的资源对老年人进行护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护理水平正相关，这个时期一般不会太长。
第二，按农村养老主体来划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居家养老，未来农村很长一个时期依然要靠家庭养老；第二种是自养，即在家庭养老出现问题时，老年人就要靠自养了；第三种则是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包括居家养老以及家庭子女承担养老费用进入机构的养老。自养即通过自我积蓄，以及互助来为自己养老。机构养老就是在自养和家庭养老均无法进行时，通过机构来进行的养老，机构养老的成本由谁负担又将决定养老质量的高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农村未富先老，农村老年人数量极为庞大，实际上真正需要养老的老年人并不多，国家应该为那些缺少自养能力及家庭养老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对大多数靠家庭养老和自养（包括互助养老、市场化养老）的家庭，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只需要较少投入就可以解决大多数农村养老问题。这样一来，应对未富先老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就从全体农村老年人变成只是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了，问题也就相对好解决了。
再来讨论第二个误区，即农村老年人在哪里养老的问题 8 。
对于低龄老年人，他们在农村可以很容易与土地结合起来，土地不仅为他们带来收入，而且带来就业与生活意义。对于中龄老年人，只要在村庄熟人社会，他们很容易保留自己的社交圈，从事他们觉得有价值的文化社会活动。他们追求生活的乐趣，享受与大自然的融合之乐。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在农村收入少且消费低。对于高龄老年人，他们身体机能退化，无力保持过去的社会交往，对文化生活变得迟钝，需要有人照料，这个阶段，在不脱离村庄熟人社会前提下，发展互助养老、幸福小院以及村社集体养老，就都是成本低、可持续、有质量的养老。
一般来讲，失能老年人人数不多。这些老年人心理上也都是不愿离开村庄的，因为他们希望落叶归根，将来可以入土为安。这些老年人中大部分都由家庭来负责赡养，国家也就有能力为这部分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切切不可泛泛而论，必须深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内在逻辑及农村老年人的生命历程，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深入分析，方可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脚注
1. 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迈向橄榄型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407-408.
2. 胡祎，魏后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兼论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现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22（4）：45-57.
3. 贺雪峰.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5，90.
4. 贺雪峰.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多元福利”观——“低消费、高福利”何以可能［J］.学习与实践，2019（11）：73-80.
5. 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8.
6. 张艳霞，吴佳宝，刘远冬，等.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1）：167-179.
7. 胡祎，魏后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兼论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现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5-57.
8. 贺雪峰.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村社养老［J］.社会科学研究，2022（4）：99-105.
引用本文： 贺雪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J].学术论坛,2023,46(03):1-11.
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问题及应对
主持人语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基于田野调查，关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应对，我们形成了若干判断：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存在不同的特征，需要深入田野调查才能为农村养老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二是养老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也是农民最紧迫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振兴战略应当积极回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农村养老需要激活乡村内生资源，包括农村土地制度、乡村治理体系、农民社会组织、农村文化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等。在这三大判断下，我们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关键问题是什么及如何解决，展开实证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形成从田野出发、从基层出发、从实践出发的系列认识。
本专栏的两篇论文，从不同方面展示了上述观点。第一篇《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以浙江省H县调研为例》，分析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两种不同思路，并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阶段划分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在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村社集体养老的形式及运作逻辑，进而提出有限财政资源供给与调整的政策建议。第二篇《城乡关系视域下农村养老体系建设》是对研究团队既有成果的梳理、整合和提升，在分析城镇化影响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征，以及农村养老资源的变化和获得性的基础上，提出乡土化的农村养老体系构想。本专栏的设置，试图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角度，基于当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及特征，为农村养老的资源供给与政策调整提出更多有益的建议，以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思考，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解读与方案。
（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不同思路，主流思路是通过城乡统筹来一并解决城乡养老问题，最主要的主张是通过缴纳养老保险，年老时依靠养老金养老。但是，这种依靠账户养老的思路在讨论农村人口老龄化时，存在无法回应两个特别关键问题的缺陷：一是将农村老年人都当作社会负担，忽视了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者的现实；二是脱离村社这个不离土的熟人社会来讨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恰当的。文章以浙江省H县村庄养老院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及村社养老的优势及内在逻辑，认为发展基于村社的集体养老，将能有效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富先老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国家应当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大力支持不离村的农村养老政策建议。
关键词 老龄化阶段；村社养老；养老秩序；乡村振兴
一、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
未富先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如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顺利解决好养老问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大局。农村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解决养老问题难度最大的地方，目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主流思路是增强国家养老责任，提高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支付力度。比如，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建议“大幅度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同时加快提升覆盖率。经过我们测算，如果把城乡居保扩大覆盖到未被缴费制养老金（城镇职保）覆盖的所有城乡居民，同时将养老金替代率提升至45%，且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对应2020年人均养老保障为7709元/年，制度支出占GDP比重约为1.22%。考虑到现阶段中国养老体系制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仅为5.4%，相较OECD平均7.7%仍有不少空间。我们认为中国可以承受非缴费最低养老金所带来的财政成本” 1 。
按照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的建议，中国养老体系制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为5.4%+1.22%=6.62%，已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超过了相当部分OECD国家的水平。2020年全国GDP为101万亿，1.22%的GDP比重约为1.23万亿，相当于当年18.29万亿中央一般财政收入的6.72%，而按6.62%的GDP比重计算，则相当于中央一般财政收入的36.58%，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
胡祎、魏后凯认为，“与城市老年人一样，农村老年人也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全部青春和力量，让他们晚年还要依靠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应当“让社会承担起更多反哺农村老年人的责任，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 2 。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服务水平，让每一位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以及老有所依，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社会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传统社会，由子女负责年老父母的养老送终，所谓“生养死葬”。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他们“皆有所养”成为大同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新中国通过“五保制度”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义务人的老年人建立起了特困救助通道，做到了“皆有所养”。当前讨论的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再限于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义务人的老年人，而是将依靠家庭养老的农村老年人亦包含在内。
当前时期，农村养老依然主要依靠家庭，而非主要依靠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家庭成为一体单位，父子两代合力建设美好生活，经济上基本也不分彼此。既然养老主要是子女责任，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高低就主要与子女家庭经济条件及子女是否孝顺直接相关。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是每个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因此，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就不只是要为老年人个体提供经济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家庭中因青壮年人进城务工，农户家庭发生了分离，之前相对封闭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村庄变得开放，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使之前村庄强有力的规范性力量被大大削弱，也使老年人照料成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以家庭为主要支撑的养老体系开始瓦解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如何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以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从而可以安度晚年。过去农村养老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孝道问题，也就是子女如何善待父母的问题，这是家庭层面的问题，现在农村养老问题已从家庭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成为国家必须介入的社会问题。当前时期，农村养老问题正处在一个由家庭层面向社会层面转变、由家庭责任过渡到国家责任的过程之中。
养老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只是国家责任。过去农村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中每个人都要努力作贡献，父慈子孝，各尽所能。到目前为止，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大多仍然在无条件支持子女，主要是帮子女完成婚嫁，在城市买房，以及帮子女带孩子。较少有农村父母会在子女成家立业之前将收入积蓄起来养老，更不会花钱去买商业养老保险。即使进城务工，面对半强制的“五险一金”，农民也普遍不愿意加入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即便职工养老保险的大头是企业和国家财政承担。农民工普遍有强烈的现金收入倾向，如果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其中自费部分要缴500元，企业缴1000元，国家缴500元，农民工就相当于每月缴纳2000元，到60岁时就可以按月拿到较高额度的职工养老保险（即退休金），但农民工缴纳社保基金的意愿却相对较低。若可以将企业代缴部分直接作为工资发放，农民工几乎都会选择不缴纳社保基金。这也是导致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原因之一，因为非正规就业不用缴纳社保，现金收入比较高。以前述每月5000元收入作比较，如果是正规就业，必须缴纳社保，自费缴纳500元，只留下4500元工资；如果是非正规就业，不用自费缴纳，且企业缴纳的1000元也当期作为工资发放，这样月收入就有6000元，若可以加上国家补助的500元，则有6500元。现实中，很多农民工都愿意选择每月6500元但没有职工养老保险的组合，而不会选择实际每月拿4500元但有未来职工养老保险的组合。产生此种观念的原因是农民工都有很强的现金需求倾向，过好当下，为子女创造成长条件，以及完成抚养责任，是农民最优先的考虑，只有当这些责任基本完成了，他们才开始为自己进行养老储蓄。当前时期的农民一如过去的农民，他们的优先选择是完成抚养子女的责任，而非为自己养老提前作准备。
农民普遍优先完成抚养责任，而非为自己未来养老提前作准备的情况，其想法是将来养老还是要靠子女，毕竟“养儿（女）防老”，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农村，靠土地养老，这是大部分农民的思维惯性。这种情况下，单纯靠国家财政来保证农民养老，由国家给农民发退休金，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环境的思路，显然存在片面性。
农民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村老年人又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的青壮年人进城，与原生家庭发生分离，老年人留守农村，导致村庄孝道文化的解体，子女赡养父母义务的弱化，缺少收入的农村老年人无论是在生活、心理、身体还是价值取向上，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如何真正站在农村老年人角度来为他们提供养老保障，以让他们老有所养，有幸福的晚年，是农民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
要全面解决如何帮扶农村老年人，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就必须要深入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处境以及当前中国现代化特定阶段的农村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应对农村老龄化的顶层政策与措施。只有真正认清当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处境，认清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及农村出现的可能局面，才能有的放矢，将国家财政资源用到实处，从而为正处在现代化爬坡阶段的未富先老的中国找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策。
当前学界与政策部门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方面，大多停留在道义层面，缺少对农村老年人养老真实处境的认知与理解，提出的对策缺少实用性和针对性，如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国家应当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这个方向不错，但到底应当如何支持才最有效，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的报告以及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却大都含含糊糊，不明所以。本文拟在划分人口老龄化不同阶段的基础上，结合在浙江省H县村办养老院的调研进行具体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和政策部门更多的关注与思考，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解读与方案。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个阶段划分及应对
笔者最近几年到农村调研，首先关注到的是农村老年人边缘化的问题。简单地说，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老年人的温饱问题虽已得到解决，却因为城市化和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村庄越来越被边缘化，大部分过着贫乏、单调的闲暇生活。因此，可以考虑将老年人组织起来，成立老年人协会，通过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2002年以来，笔者先后在4个村主持成立了4家村庄老年人协会，每次只用较少的经费（笔者每年为每个老年人协会提供1万元活动经费），就大大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福利感受，甚至有老年人说，自从成立老年人协会以来，村庄老年人普遍感觉“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变好了”。在4个村成立老年人协会的同时也都建立了老年人活动中心，成为老年人聚会、娱乐以及策划各种活动的地方。老年人自己组织起来，有意义地度过闲暇时光，共同建设美好生活，从物质层面看并没有增加收入，但却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之间的活动与交往的加深，或村庄老年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不花钱或只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提高村庄老年人的幸福指数，这是一个低碳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办法。
但是，并非村庄所有老年人都可以常年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参加活动与交流。经常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去的，主要是家庭负担不重、身体又健康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往往还有家庭负担，还要想方设法增加家庭收入，高龄老年人因行动不便，就没有办法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娱乐了。
一般来讲，在农村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60~70岁。这个阶段的老年人身体往往还很好，虽然进城务工已经不大可能，但还可以在农村务农，他们一般会选择种田，在附近务工，或者积极搞庭院经济和农村副业。这阶段老年人仍然务工务农增收的原因有二，一是补贴子女，二是养老积蓄。这个阶段也是最为典型的“老人农业”和“以地养老”的阶段，只要还有土地，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就还是生产者，他们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中的积极主动力量而非消极被动力量。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入、获得意义、获得尊严，这是资本化农业所不具备的，因此是极为重要的 3 。这个阶段是农村老年人的人生第二春，他们身体好，能劳动，有收入，自由自在，因此，大多不存在养老问题。
第二个阶段为70~80岁。这个阶段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大多已经力不从心，不过身体都还健康，至少生活还能自理。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基本不再有挣钱能力，他们会力所能及地做点家庭副业，比如养鸡、种蔬菜等。他们大多身体还好，又有大量闲暇时间，因此成为村庄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常客，是老年人文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这个阶段的老年人物质消费欲望低，村庄熟人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与大自然的亲近让他们有安全感与归属感，积极参与村庄文化活动让他们有了社会存在感和被看见的意义感。这个阶段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可以从村庄获得“多元福利”，村庄对于他们来说十分重要，即使子女在城市定居，他们也大都不愿进城与子女一起生活，而愿意在村庄过自由自在的分散生活 4 。这个阶段的老年人既活跃又脆弱，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第三个阶段是8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到了80岁，很多身体机能慢慢开始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开始出现失能或半失能的问题，吃饭、起居都开始变得困难，越来越需要有专人照料，从而进入需要照料的养老阶段。高龄老年人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失能老年人，这样的老年人需要有人陪护；一类是可以行动但相对不便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往往需要有人送餐，需要有人帮助洗衣被、整理房间等。
一般来说，农村老年人不大愿意离开村庄而到村庄以外的地方养老，包括不愿意到城市子女家中养老，但这对于身体机能已衰退或丧失的高龄老年人来说，实属别无选择，高龄老年人的子女亦在农村，由子女照料高龄父母就相对方便；如果子女在城市工作，难以回到村庄长期照料父母，办法之一就是请保姆进行照料。
可见，高龄阶段老年人产生了最大的养老需求。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很多老年人也不愿离开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不愿离开村庄这个熟悉的环境，他们认为一旦离开村庄，到了福利院，就脱离了一辈子的社会关系，就不再被“看见”了。当前时期，农村青壮年人大多进城生活，农民家庭大多面临分离，高龄老年人的照料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真正痛点。
在上述情况下，发展村庄互助养老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在村庄层面的互助养老，主要是由低龄老年人来照顾高龄老龄人，主要有两种照料方式：一种是以送餐等服务为主，主要针对未卧床老年人的需要；另一种则是对卧床老年人的照料。互助养老主要分为低偿服务、志愿服务和时间银行三种。一般来讲，互助养老需要有村社集体牵头，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 5 。
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村养老，除了家庭养老和互助养老，还有两种重要的养老形式。一种是农户以自家小院为基础改造形成的“托老所”，以江苏沭阳的“日间照料幸福小院”为典型，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日间照料幸福小院”给予补贴。“日间照料幸福小院”符合农村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和消费能力，满足了农村老年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平均每月不超过1000元的费用亦在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承受力范围，因此仅实施半年，沭阳县就初步建成10家“日间照料幸福小院” 6 。另一种则是村办养老院的形式，与农户为主所办的“托老所”或“日间照料幸福小院”不同的是，村办养老院因为有村社集体的介入而更加制度化，可以在更大范围复制。
综上所述，解决80岁以上农村高龄老年人养老问题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家庭养老，包括居家请保姆照料；二是互助养老；三是农户以自家小院为基础建立的民办公助“托老所”；四是村办养老院。四种形式都是建立在村社养老的基础上，或者说都是不离土的农村养老。
上述我们按能力差异将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进行年龄阶段划分，可以发现，真正需要重点支持的养老阶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长。尤其重要的是，基于村社养老的基础，不脱离农村土地，不脱离农民住宅，不脱离农村熟人社会，不脱离村社集体，以及依据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等条件对农村超过60岁老年人进行分类，可以发现，真正需要照料的农村老年人数量较少，大部分低龄健康的农村老年人则是农村宝贵的财富，他们是资源而不是我们所需要应对的未富先老的“负担”。即使是需要照料的高龄老年人，只要不脱离村庄，也可以低成本解决养老问题，并不至于成为所谓“古稀陷阱” 7 。
三、村办养老院的两种形式及运作逻辑
笔者2022年8月到浙江省H县调研，访问了3个村庄养老院，其中2个为村社集体养老院，1个为村庄民办养老院，这3个养老院的状况能反映出当前村社集体养老的两种形式及运作逻辑。
（一） H村养老院
H村养老院是县民政局验收达标的村集体举办的农村养老院。H村共有1200多名村民，其中不到一半仍然住在村庄，大多数为超过60岁的老年人。该村养老院于2009年开始修建，2009年用50万元建了养老院的第一层，面积为380平方米，2014年用60万元建了第二层，共有11间房，其中有7间供养老院使用。养老院通过回廊与村部办公室相连，相对独立和封闭。目前养老院有22位老人入住，单间费用为每月900元，双人间每人每月650元，包含食宿、清洗衣物及清扫房间等；不住宿只就餐的老人，则每月交330元，每天餐费11元。22位入住老人中，有几位是外村人，因女儿嫁到本村，所以来本村养老院养老，费用每月要多交100元。
H村养老院是村办养老院，由村集体负责兜底，具体由村文书负责养老院的管理和处理各种琐事，比如要调解入住老人之间的矛盾。文书不另外拿工资，作为村干部，村文书1年有3万元报酬。
养老院聘请了两位服务员，都是本村老年人，一位68岁的妇女负责食堂工作，包括买菜、做饭、洗碗，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养老院工作。另一位70岁的妇女，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和清洗衣被，住在养老院。两位服务员每月工资为2800元。
目前H村养老院只接收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入院，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就会要求其子女或赡养义务人将其接回家。22位入住老年人中，年龄最小的70岁，最大的90岁。
按该村村支书的说法，当初兴建养老院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村庄有大量的留守老年人，部分留守老年人年龄比较大，虽然没有失能，身体机能却大大退化，加之有的丧偶，食宿存在困难，因此通过办养老院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困难，以达到子女放心、老年人安心、村“两委”关心的“三心”目标。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主要有三种情况：子女外出无人照料，子女在村但与老年父母分开居住，以及个别只有一个孩子而难以顾及。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约80%有房子（一般都是子女的独院）但空着。入住的22位老年人大部分是丧偶老年人，只有两对高龄的夫妻是一起入住的。这两对夫妻家庭条件都很好，其中一对87岁的夫妻，两个儿子资产过亿，另外一对90岁的夫妻，存款有几百万元，儿子在宁波经商，但是他们均对在外面养老没兴趣，认为还是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养老更舒心。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不再有挣钱能力，这些老年人大都虽然有积蓄，而且子女经济条件也不错，但基本上他们都很节俭，如一位老人有20万元存款，却舍不得开空调（空调费需要自理），尽管一天所产生的费用只要5~6元。村办养老院费用特别便宜，一个月只要600多元，而到乡镇要2000元，县养老院则要3000多元。村里养老院之所以这么便宜，其中一个原因是村庄办养老院，有很强互助和低偿服务因素，制度成本低。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比便宜更重要的是村办养老院没有脱离村庄，没有脱离熟人社会。
因为村办养老院是经过县民政局批准的，要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所以各项设施必须达标，其中消防要求比较高也是要交费用的。H县政府对建养老院给予了20万元的建设经费补贴，目前为止，除了房子和设备由村集体出资，养老院是独立核算的，既不亏损，也无节余。
养老院每天三餐的开餐时间分别是上午7：00，中午11：30和下午4：30。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往往缺少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大多数的消遣是吃过饭后坐在走廊上聊天，有大概一半的老年人会在饭后到室外散步，只有少数老年人会打扑克。笔者调研时只看到一位老年人在阅读书籍。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般是身体机能已严重衰退的老年人，因此他们几乎不到村庄老年人活动中心参加娱乐活动，而老年人活动中心的老年人一般都是身体机能比较好、有强烈精神生活需求的老年人。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一旦失能卧床，就要由子女或赡养义务人接回家中照料，若请保姆进行照料，费用一般为每月5000元。调研中，我们访谈了H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个干部，他母亲曾在H村养老院住了2年，失能后送入县老年公寓，每月费用3000元，10个月后因病情严重接回家中，接回家中1个月后过世。
从村“两委”来看，办养老院是“贴钱做好事”，但最怕发生事故。养老院最容易发生的事故为电热毯着火、老年人意外走失等。该村村支书认为，应该由政府统一办养老院，而不应当由村集体办，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村集体在出现事故时承担不起责任。
因为是在村庄，养老院并不限制老年人的自由行动，既允许老年人随时回家，也允许子女和村民随时到养老院探望老年人，这种开放式养老极大地提高了老年人的生命价值体验。
（二） Q村养老院
Q村有户籍人口2056人，另有数百名村民因为子女在县城读书而迁出了户口。因为有乡村企业，有500多名外来打工人员流入该村。
Q村的养老院既未获得上级部门的补贴，也没有上级部门对其进行定期检查监测。但实际上，Q村养老院在运转上与H村并无本质差异，村养老院是由村社集体所办及负责营运与管理。村养老院主要联系和责任单位是村妇女中心，村妇女主任负责村养老院的管理工作，村文书负责村养老院的财务工作。
笔者在Q村调研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入住村养老院的老年人与老年人协会积极分子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人员上也没有交叉。村老年人协会主要是村庄中仍然强势的老年人自娱自乐的地方。村老年人协会中的老年人是村老年人中的强势群体，有着很强的精神生活需求，老有所乐甚至老有所为，是Q村老年人协会的写照。入住村养老院的老年人则是村老年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进入人生收缩期，退出了主动锻炼身体和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寻找意义的活动。因而，老年人活动中心是娱乐型的，养老院则是责任型的。
Q村养老院建于2014年，征用农地10多亩，每亩征地费为3万元，建两层小楼，用围墙围起小院，院内土地可用于种菜，养老院身体比较好的老年人都是义务种菜员。目前养老院所有房间都已住满，共有老年人32人，年龄最小的80岁，最大的99岁。村文书任养老院院长兼会计，村集体每年要补贴养老院2万元~3万元。具体负责养老院日常管理的则是村妇女主任，身兼网格员，每年有2万多元报酬（其中任网格员收入1.5万，村支委委员收入6200元，社委委员收入3000元）。村文书和村妇女主任兼任养老院的职务都是无酬的。
养老院日常管理员是一对夫妻，妻子76岁，丈夫80岁，身体都很健康，主要负责买菜、做饭以及守门，住在养老院门卫室。夫妻两人每月工资5000元。此外，养老院还另外聘请了一名60多岁的本村妇女负责打扫卫生及整理养老院内务，每月工资1500元。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双人间每人每月费用为600元，其中300元为住宿，300元为伙食费。单人间每人每月费用为900元，目前没有人住单人间。入住养老院的32位老年人中，有4人是外村人（因女儿嫁到本村），每月较本村老年人要多交200元。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基本丧偶，全村80岁以上丧偶老年人有一半入住养老院，另外有5人入住县老年公寓，2人入住乡镇福利院，3人入住D村的平安养老院。入住D村平安养老院的3位老年人因失能需要专门护理，而Q村养老院与H村养老院一样，都不收失能老年人。
Q村养老院有两位老人请了个人护工。一位是94岁的徐姓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自请护工，专门护理她。护工在家中照护老年人的费用一般在每月5000~6000元，而住在养老院则只收3500元，因为做饭这些事情已有专人负责，护理任务相对比较轻。徐姓老年人倒不是因为出不起护理费，而是觉得住在养老院热闹。这位徐姓老年人有1个儿子3个女儿，儿子在外地办厂，之前住在城里儿子家，后来生病了，担心自己会在外面去世，就回到村养老院来住，一住就是3年，病也好了，就不再愿意回儿子城里家中居住。徐姓老人所请的护工为本村67岁的低龄老人，与其共同吃住在养老院。另一位是99岁的郑姓老人，生活能自理，有4个儿子和3个女儿，均事业有成。刚开始郑姓老人由7个子女轮流照料，但频繁更换居住地方给其造成困扰，遂主动要求入住养老院，其子女向村养老院申请雇请本村69岁老年人作为护工负责全天候照料郑姓老人，已经在养老院住了5年。笔者调研时，99岁郑姓老人很活跃，到处串门，护工与老人关系也十分融洽。
Q村还有7户五保户，他们可以选择到乡镇福利院或是村养老院养老，却都选择住在家中，即使家中房子比较破旧。这7户五保户身体好，五保金又比较高，他们觉得住在家中比较自由，且不愿脱离村庄熟人社会。随着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这些五保户或者入住村养老院，或者入住乡镇福利院。
Q村养老院2022年6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两位老年人吵架，一位86岁，一位93岁。吵架（没有动手）之后，86岁老年人因过于激动而不幸离世。93岁老年人得知后因害怕一个人躲到了山上。发动全村人寻找，到天黑前才在山上其妻子坟前找到，老人表示自己也不想活了，遂到妻子坟前告别。此事处理的时候，去世老人亲属通情达理，经协商93岁老人只需赔偿5万元，其中村里承担2万元，93岁老年人子女承担3万元。
入住养老院前，村集体就明确养老院是公益性质，只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在老年人入住之前，家属需要与养老院签订协议，养老院不承担意外事故责任，并有权拒绝不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入住。从建院到笔者调研的2022年9月，共有8位老人在养老院住满7年；16位老人在养老院住到病危，由家人接回后在家中去世；4位老人在养老院意外摔倒，由家人接回照料。养老院营运期间，家属与养老院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矛盾。
让村支书忧虑的是，目前上级管理部门不断有新要求，要求完善消防设施，进行规范化管理，包括要求封闭管理。由于养老院的事务越来越多，开办的风险也随之增大，村集体还要出经费补贴，原计划的养老院2期，现在已决定不再建设了。
（三） D村平安养老院
D村平安养老院属于民办养老院，占地3333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是政府批的公益事业建设专用地。目前养老院主楼有4层，因为没有电梯，第4层没有住人，主要堆放杂物。平安养老院共有60间房，最多可以安排100张床位。建设养老院共花费40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200万元。
D村平安养老院由冯某夫妻所建。冯某既是院长，又是门卫和护理，他妻子主要负责做饭和护理，另外请了两名护工，每月工资4500元，护工年纪均在60岁左右。同时聘用了一名中年妇女负责做饭，处于试用期。本来还想再招聘2名护工，却一直招不到。据冯某讲，几乎所有养老院都招不到护工。
目前，平安养老院共有46位老年人入住，年龄最大的97岁，有5位年龄低于80岁，他们都身患疾病或残疾。46位老年人中有11位男性，35位女性，只有2位老年人会使用手机，一位90岁，只会接电话，另一位80多岁，也只会用老人机。46位入住的老年人中有20位行动不便无法到饭堂吃饭，需要送饭，其中有5位需要喂食。收费上，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每月费用为900元，单间的费用则为1400元，失能老人的费用最高每月为2500元（尿不湿费用自理）。对于失能老年人，国家补贴分轻度与重度，轻度每人每月补助100元，重度每人每月补助200元。46位入住老年人中只有两对夫妻，且年龄均为85岁以上。送到养老院的老年人几乎都是子女不在家的。老年人能自己照顾自己时，一般不会进养老院。
入住平安养老院的老人几乎家庭都比较贫困，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子女很少会将老年人父母送到该养老院，这与前面两家村办养老院有本质的不同。前两家村办养老院不收卧床老年人，养老院气氛总体上还是比较欢快、轻松和有趣的。平安养老院是市场化运作，入住老年人来源复杂，且有接近一半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养老院氛围相对安静和冷清。家庭条件好的子女要么将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送到县老年公寓，那里硬件条件要远远好于平安养老院，要么请保姆在家照料。
入住的46名老年人中有10多位老年人比较热心，经常可以帮助养老院做些打扫卫生等杂事。其中一位86岁身体健康的老年妇女经常帮厨，养老院就将她每月的费用由1400元降低到1200元，并在年终给予补贴3000元。
平安养老院夏季吃饭时间为早上6：00吃早餐，午间10：30吃午餐，下午4：00吃晚餐。老年人们每天很早入睡，早晨5点就都醒了，其中一位70多岁的妇女每天凌晨3时许便开始在院子跑步。有10多位老年人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都很节俭，几乎不消费。子女送来食品，多数老年人都会与其他老年人分享。养老院娱乐活动很少，因为其中的老年人已经较少娱乐需求。院长说本来计划增加一些运动项目，但担心老年人会在运动中受伤，因此没有增加。
（四） 小结
以上3个案例引出以下值得重视和思考的几个重要议题。
第一个议题：如何精准建设以村庄为基础的养老秩序。
从H县3个村庄养老院的调研情况来看，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年轻人进城，导致留守老年人的出现。一些留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生产能力退化，生活自理能力也越来越弱，尤其是在丧偶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世界开始收缩，如何获得基本照料成为问题。以不脱离村社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村庄养老院，可以较为精准地为这部分老年人提供底线的养老秩序，从而可以让子女放心、老年人安心，但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低龄老年人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而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资源。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按60岁或65岁来定义老龄化或养老老年人的数量。其二，实际上，已经退出农业生产的中龄老年人，因为生活可以自理且积极参加村庄文化与社会活动，因而不愿到养老院，这也进一步减少了需要养老的老年人数量。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只要仍然在村庄，老年人消费都是很低的，住自己房子，吃饭和自养是没有问题的。其三，只有到了高龄阶段，一般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才有较高的养老需求，但这部分高龄老年人人数不多。他们的养老需求可通过三条渠道来解决。第一条渠道是传统渠道也是主渠道，就是通过居家养老来解决，其中包括家庭雇请保姆。第二条渠道是到村庄外面的养老机构，比如县老年公寓，五保户到乡镇福利院养老等。但到县老年公寓养老比较贵，且远离村庄熟人社会，并非最好的选择，关键是很多农户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第三条渠道则是到村社集体养老院，这为大部分子女不在村、父母又已高龄的家庭提供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渠道。村社养老花费少，老年人养老质量也比较高。有了这条渠道，基本上可以解决当前农村老龄化中的养老保底问题。
如果将所有超过60岁或65岁的农村老年人都列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范畴，而不是按老年人身体和心理状态进行分类治理，就无法精准应对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
第二个议题：低成本的村庄养老可大大缓解日益严峻的农村养老问题。
村庄养老收费之所以仅为每月600元，是因为村庄养老通过精准地将身体机能严重退化却又未完全失能的最需要获得照料的这部分老年人甄别出来进行集中养老，既极大地降低了照料成本，又满足了村庄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为养老成本低，因此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又因为没有离开村庄熟人社会，老年人入住村庄养老院无需付出心理成本。尤为重要的是，在村庄养老院中，虽然国家和村集体都几乎没有补贴，但农户家庭只承担相当低的养老成本（600元/月），就可以为村庄最需要养老的大多数老年人提供品质并不低的养老服务，典型例子是Q村养老院两位90多岁老年人自己请保姆在养老院加以照料，也不愿回家或进城随子女养老。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入住村庄养老院的老年人生活可以自理，或失能的就请保姆照料，所以养老院的工作比较简单、轻松、易完成。因此，H村和Q村养老院的护工都是身体健康的本村老年人，他们有责任感，可以胜任工作，只收取比较低的报酬。而家庭聘请保姆，月工资一般都在5000~6000元，市场化养老院请护工月工资5000元很难找到人，其中原因就是，家庭保姆及市场化养老院护工所要护理的多数为失能老人，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姆和市场化养老院护工工资是市场化的，村庄养老院护工则带有很强的互助性质和低偿服务的特点。
正是村庄养老院的廉价，为村庄普通农户家庭提供了消费得起的养老供给，从而可以极大地缓解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
第三个议题：有限财力支持有助于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中最关键的问题。
村庄养老院的案例表明，虽然没有惠及所有农村老年人（因为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由家庭来养老的），但却可以解决农村养老需求最强烈那部分老年人的问题，这部分农村老年人是当前农村养老中的短板，也是关键少数，这部分老年人养老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应对农村老龄化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国家将有限财政力量用来支持需求最强烈那部分人的养老，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第四个议题：如何调动村社集体办养老院的积极性。
村庄没有办养老院的积极性是很显然的，原因是只有责任，没有权利也没有利益。如果国家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是指望通过提高农民养老保险及试图通过市场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就应对当前农村养老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将重点集中到那些家庭养老难以有效覆盖的部分，通过发展村社养老，结合家庭、互助和集体，形成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农村养老体系，则国家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给村社养老以极大支持。比如H村和Q村，若每年有10万元财政支持，村庄养老院的住宿条件和服务水平可大幅提升，按一个村庄10万元来计算，全国只有50多万个行政村，全部花费不过50亿元，与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计算的动辄上万亿，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四、依托村庄养老的资源供给的政策建议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两个认识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按年龄来划分老年人，抽象地讨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没有对农村老年人进行精准分类，真正辨析老年人在不同阶段及不同条件下对养老的不同需求。第二个误区是脱离村庄讨论应对老龄化和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这样一来，在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就只可能是泛泛而谈，不得要领，且会误导政策方向。针对上述两个误区，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关于第一个误区，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一，按年龄和身体状况来划分，低龄老年人并非社会负担，而是社会资源。在当前农村，身体健康低龄老年人是生产力，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收入大于支出，养老问题不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由低龄向中龄过渡，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却仍然关心社会，热爱生活，他们成为村庄最积极加入老年人协会的老年人，热衷于参加娱乐活动，喜欢被人“看见”，希望老有所乐甚至老有所为。在这个阶段，虽然他们一般不再从事生产活动，经济收入减少，但身体状况较好，生活能自理，消费水平低，仍在农村熟人社会中产生大量互动，同时通过庭院进行有限的家务劳动，有益身心且有所收获。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即使不能说为社会做多大贡献，至少不是社会负担。进入高龄阶段后，老人身体机能衰退，行动变得迟缓，从过去社交中收缩，食宿不再如过去自由，需要有人照料。尤其是丧偶情况下，高龄老年人需要得到一定照料。若高龄老年人身患疾病导致卧床，就进入养老的最后阶段，需要投入比较多的资源对老年人进行护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护理水平正相关，这个时期一般不会太长。
第二，按农村养老主体来划分，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居家养老，未来农村很长一个时期依然要靠家庭养老；第二种是自养，即在家庭养老出现问题时，老年人就要靠自养了；第三种则是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包括居家养老以及家庭子女承担养老费用进入机构的养老。自养即通过自我积蓄，以及互助来为自己养老。机构养老就是在自养和家庭养老均无法进行时，通过机构来进行的养老，机构养老的成本由谁负担又将决定养老质量的高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农村未富先老，农村老年人数量极为庞大，实际上真正需要养老的老年人并不多，国家应该为那些缺少自养能力及家庭养老条件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对大多数靠家庭养老和自养（包括互助养老、市场化养老）的家庭，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只需要较少投入就可以解决大多数农村养老问题。这样一来，应对未富先老的农村人口老龄化，就从全体农村老年人变成只是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了，问题也就相对好解决了。
再来讨论第二个误区，即农村老年人在哪里养老的问题 8 。
对于低龄老年人，他们在农村可以很容易与土地结合起来，土地不仅为他们带来收入，而且带来就业与生活意义。对于中龄老年人，只要在村庄熟人社会，他们很容易保留自己的社交圈，从事他们觉得有价值的文化社会活动。他们追求生活的乐趣，享受与大自然的融合之乐。这个阶段的老年人在农村收入少且消费低。对于高龄老年人，他们身体机能退化，无力保持过去的社会交往，对文化生活变得迟钝，需要有人照料，这个阶段，在不脱离村庄熟人社会前提下，发展互助养老、幸福小院以及村社集体养老，就都是成本低、可持续、有质量的养老。
一般来讲，失能老年人人数不多。这些老年人心理上也都是不愿离开村庄的，因为他们希望落叶归根，将来可以入土为安。这些老年人中大部分都由家庭来负责赡养，国家也就有能力为这部分老年人提供兜底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切切不可泛泛而论，必须深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内在逻辑及农村老年人的生命历程，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深入分析，方可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脚注
1. 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迈向橄榄型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407-408.
2. 胡祎，魏后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兼论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现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22（4）：45-57.
3. 贺雪峰.乡村振兴战略要服务老人农业［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5，90.
4. 贺雪峰.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多元福利”观——“低消费、高福利”何以可能［J］.学习与实践，2019（11）：73-80.
5. 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8.
6. 张艳霞，吴佳宝，刘远冬，等.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构建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1）：167-179.
7. 胡祎，魏后凯.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兼论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现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5-57.
8. 贺雪峰.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村社养老［J］.社会科学研究，2022（4）：99-105.
引用本文： 贺雪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J].学术论坛,2023,46(03):1-11.
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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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章来源: 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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