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有2亿6千万老龄人口，老龄产业将走向何方？

　　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2020年6月11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报告《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该报告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持续加深，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

　　2021年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指出，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但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

　　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又该如何做好准备积极应对？这应该是当下最受人们关心的事情。全国“两会”已经结束，但“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给出与“老龄化”有关的建议和提案如雪片般涌现，“如何养老”成为了今年当之无愧的热话题。关于老龄人的就医，未来可否有新疫苗模式；养老保险统筹问题，未来是否可有更优化的制度保障；而广大的农村老龄人口，又如何获取更多的幸福感。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多位代表、委员及专家，试图更清晰地分析中国老龄产业的发展方向。

　　老年医院、老年医学学科建设就医新路径？

　　“人生有两个极端，儿童和老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甘华田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和儿科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类似，由于老龄人的生理状态和青壮年不同，其器官功能跟青壮年也已经不一样了，可以认为是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有其独特的病理生理特点，所患疾病也具有其特有的临床表现，所以也需要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研究。

　　甘华田指出，老年医学不同于传统的以单个器官系统为中心的亚专科医学学科，它有其鲜明的学科特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连续性、协同性、功能的康复和维护等，有一条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和轨迹。

　　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在临床上，很多老龄人看病的时候，大多采用的是单病种的专科化诊疗模式，即看病往往只挂一个亚专科的号。实际上，老年患者大多数是多病共患，如果仅仅只看某一个亚专科，往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最后导致老年患者不得不多次挂号、多科看诊，多个科室来回奔波，给老年患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设立“一站式”的老年医学门诊，让老年患者在“一站式”的老年医学科就诊，就能显著提升老龄人就诊的有效性和便利性。

　　“然而，由于我国老年医学起步较晚，基础相当薄弱，发展不平衡，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医学学科，存在诸多问题。”甘华田表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医学专门人才相当匮乏。另外老年医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老年医学学科定位较低等诸多问题也导致了老年医学学科发展的严重滞后，使其远远不能适应我国人口日益老化的形势需要。

　　在全国“两会”期间，甘华田提交了关于加强老年医学学科建设的代表建议。他建议，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整体规划，将老年医学学科建设作为一项民生工程，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的工作之中。另一方面，还应该在医学院校成立老年医学系，从本科教育入手，全面开展老年医学教育，加快老年医学专门人才的培养。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9年10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性文件。文件指出，到2022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50%以上。

　　甘华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按照这个发展速度还是太慢了。他认为应尽快在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普及老年医学科，特别是建立“一站式”的老年医学门诊，让老龄人只挂一次号，就能享受到老年医学的全程、系统的诊疗服务。

　　甘华田认为，除了应该加强老年医学学科建设，还应该积极促成“老龄人应该前往老年科就诊”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的效果要像儿童患病后，父母会自然而然带着孩子前往儿科就诊一样。“大家都知道14岁以下该看儿科，但我还希望大家也知道，65岁以上都应该去看老年医学科，这才是老年患者正确的就医方式。”

　　除了老年医学学科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大学副校长吴仁彪也提出建立“老年医院”的提案建议。该份提案中提到，老龄人常有老年病，例如老年骨质疏松患者一旦摔倒骨折，往往会因为并发症或其他基础疾病恶化导致死亡。一方面一般医院不愿意接收这样的患者，另一方面一般医院缺少老年病医疗经验，也不具有综合处理老龄人各种并发症的实力，造成老龄人就医困难，或者在一般医院得不到应有的高质量医疗看护。

　　吴仁彪在提案中还提到，“一老一小”问题本身就是民生问题，既往大家一直在重视儿童，各个城市基本都有针对儿童的医院，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专门针对老龄人的医院。所以，“老年医院”的提出，就是针对现状和各地都有“儿童医院”而提出并命名的。

　　吴仁彪的提案还建议，在各大城市建立“老年医院”，解决目前老龄化社会存在的问题。此外，建立老年医院必须是在原有综合三级甲等医院的基础之上改造建立，这样才能保证具有处理老龄人各个系统合并症的能力。而老年医院必须具有一切针对老龄人特点的护理和康复的设计和布局，比如，更多安全呼叫系统，可视对讲系统与家人随时可视；更多防跌倒设计避免骨折；家庭病房设计，即老龄人夫妻一方患病，其配偶可以同时办理住院，在提供精神慰藉与身体照顾的同时，也可住院体检或治疗本身既有的老年病，这样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的照看负担。

　　如何匹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建议设立“国家社会保障总局”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实际上，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的推进已经持续多年。2010年，《社会保险法》做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现全国统筹”规定；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次年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十九大报告要求“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加快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副院长孙洁在此次“两会”期间也提案建议，“十四五”是实行全国统筹最佳、也是最后的时间窗口，现在已是加紧制定具体方案、筹备实施的关键期。

　　孙洁认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涉及广泛的改革议题，在制度模式基本定型、央地政府责权划分的原则大体确定基础上，与之相适应的社保经办管理体制的设计尤为重要，恰当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人力资源配置、信息系统建设和监管权限安排是制度执行力和有效性的保障。

　　“然而，我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业务、服务信息系统的统一规范性不足，将会影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和推进。”孙洁表示，现行社保经办机构运行中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数据质量有待提高；二是全国联网通办尚未实现；三是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孙洁指出，目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基金省级统筹或省级调剂，在经办机构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上，少数实行垂直管理（省对市县统一管人、管事、管钱），多数实行按行政层级分设机构、分级管理的体制。

　　上述这种现状也带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各级政府事权、财权不清晰，普遍存在上下博弈现象，且政策公平性有瑕，易引发地区间攀比；二是各级社保机构缺乏组织上的一致性和协同性，纵向、横向协调不畅，影响服务效率和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三是业务和信息系统的统一规范性不足，难以完全适应流动性和高水平决策的需求。

　　基于目前的现状，孙洁建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求实行垂直经办管理体制，并建立健全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相适应的经办机构。

　　那么，“垂直经办管理体制”如何实现？具体来说，即按照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养老保险经办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方向，一是加强中央事权，减少并规范央地共同事权；二是完善组织体系，建立权威高效的经办管理系统；三是以参保人为本，打造全国一体化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在机构设置上，孙洁提出了数套方案。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孙洁提出的其中一套方案为，可以设立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社会保障总局，统管各项社会保障（包括行政管理和经办事务），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由总局内设的养老保险局负责政策制定，由总局所属社保中心负责经办运行管理。

　　孙洁认为，设立国家社会保障总局可以一步到位，可大幅提高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为最佳方案。而在地方层面，孙洁建议，社保行政管理机构应与中央机构的方案选择保持一致，经办机构则根据基金统筹层级不同而设立。

　　农村老年人如何养老？建议持续提升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成为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但究竟如何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村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绕不开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龄人是当今农村日常生活事实上的主角，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和设施条件的改善是农村老年人的根本福祉之一，没有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的提升，就谈不上乡村振兴和农民安康。

　　据统计，2019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超2.5亿，其中农村老龄人1.3亿，农村老龄化水平达22.5%，呈现出“老龄程度更深”“未富先老更快”“困难老年人更多”“养老需求更迫切”等特殊性。预测到2028年，农村老龄人口比重将突破30%，高于城市11个百分点，提前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中指出，虽然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政策制度不断健全、服务网络更加完善、特殊困难老龄人服务保障进一步提升。但与广大农村老龄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还存在责任主体不清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深入研究并解决。

　　农工党中央因此建议，构建全方位、综合性的养老支持体系，满足多元化养老需求。其中，在居家层面，巩固家庭在农村养老中的基础作用，通过制定乡规民约、评选模范家庭、签署子女赡养服务协议等方式，强化家庭赡养老龄人的主体责任，大力营造敬老孝老助老良好氛围。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明确牵头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在社区层面，充分利用闲置教室、民房等资源，大力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社区互助养老，通过志愿服务、低偿服务、时间银行等方式完成互助养老代际接力。探索设立农村养老护理员公益性岗位，可由村医兼任，建立健全留守老龄人的日常探视、定期寻访、结队帮扶制度，提供经常性巡查巡视、精神慰藉等服务，同时有效解决老龄人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缺失问题。

　　在机构层面，打造县乡村一体化的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一方面，深化公办养老院改革，在满足特困失能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基础上，将剩余床位优先向经济困难、高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开放。另一方面，改造提升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开展社会化管理运营，实现医养康养有机结合，引导各类主体提供普惠性服务，满足多元化养老需求。

　　农工党中央还表示，为系统强化养老保障，特别是人员保障，可以立足农村实际，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当过村干部、教师等的老党员为核心，发动一批低龄老龄人、留守妇女等志愿者，开展“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行动，解决缺人问题。

　　丁金宏则呼吁，应该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重心之一。具体来说，首先可以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保障水平。“目前每月88元的新农保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并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依赖打工子女的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社会保障的绝对主体。”丁金宏建议，持续加大基础社保的提升力度，2021年可以考虑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升到120元，并且在十四五期间提升到200元左右。

　　此外，丁金宏表示，还可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农村老年人进城探望子女、家庭团聚。他认为，农村老年人时间自由，只要身体和经济条件许可，老龄人进城可以有效地调节老年人的身心、扩大他们的视野、增加家庭团聚机会、减少春运压力。所以建议国家给65岁以上农村老年人每年提供一次进城探亲路费优惠。

　　“还应该关心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丁金宏指出，许多农村老年人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紧张劳动、子女分离、孙子女照料的身心疲劳状态，又不适应网络时代的数字化生活方式，面临许多生存艰难和文化困惑。因此应该将服务老年人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纳入乡村振兴的实事工程，同时重视发挥农村老年人的资源优势，让他们成为优秀乡风的守望者、传统手艺的传承者、民俗体验的示范者，为乡村振兴贡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