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龄化下的养老难题可有破解之道

　　近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公布。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个、6.61个百分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65岁以上老龄人达到总人口的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17.72%，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当属进入深度老龄化了。其实，即使没有这样的统计数字，仅凭直观印象，也能够得出农村老龄化高于城市的结论，你在农村走一遭，你看到的基本就是老年人，年轻人是很少的，这就是直观印象。自从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到外地或城市打工以后，青壮年农民纷纷外出，留在农村的就是老年人和儿童，所谓留守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由于上学的需要，一些地方的留守儿童也逐渐被打工的父母带到城镇上学，农村留守的主要就是老年人了。这是农村老龄化偏高的一个原因。近些年，另一个原因也加剧了农村老龄化。前些年外出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已经到了老年。这第一代农民工，有些在打工的城镇落户扎根，告别了农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城镇没有扎下根，年老之后不得不落叶归根。当这些在城镇不能落脚的老龄农民工返乡之后，农村的老年人当然是更多了，老龄化更严重了。

　　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的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对于城镇来说，产业集中，医疗资源丰富，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养老问题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这是因为，城镇居民毕竟有更好的收入和财富，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城镇老年人往往有财力使用市场化的养老产业。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这些显然相当遥远。一方面，由于居住分散，消费能力低，在农村很难发展养老产业，所以，农村几乎就没有市场化的养老产业供老年人选择。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产业，农村老年人普遍低收入低储蓄，使得老年人也没有财力享受这样的服务。农村老年人的晚景一般是比较黯淡凄凉的。老龄化下农村老年人怎么养老确实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之间存在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曾经壁垒森严，不好逾越。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城市放开户籍限制，城镇化迅猛发展，大量农民离开生长和养育自己的故土，到城镇扎根落户。这个过程当然是符合历史进程的，那些世世代代的农村人通过打工和其他手段，努力在城镇置业扎根，其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城镇化是一个完全单项的人口与资源向城市流动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双向的流动过程。有相当一些青年农民，为了婚配，需要在城镇购买住房。但这些青年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是无法支付城镇的住房的。他们购买住房的资金，可能来自祖孙三代的努力。爷爷奶奶在乡村务农，卖掉农副产品得到的收入，父母亲和自己在外地打工得到的打工收入，统统积攒起来用于在城镇购买一套结婚必备的婚房。而当他们在城镇结婚成家后，很可能还要将农村祖父和父母辈辛辛苦苦苦出来的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等拿到城市的新家，补贴家用。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农村补贴城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农村严重失血。农村留守老年人早已被吃干榨干，而他们不可能随自己的子孙到城里的住房中度过晚年。这样，农村老年人的晚年非常辛苦。

　　要均衡城乡之间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需要实现城乡之间要素的无障碍的自由的双向流动。不但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置业发展，城镇人也可以到农村创业发展。城镇较为雄厚的资本，技术，人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如果能够自由地可以进入乡村，那么，有些条件较好的乡村，必然会吸引到足够的投资，发展产业，进而提高当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同时也可能将养老产业等吸引过来，这等于是通过城市向农村输血，也可以说是城镇反哺农村，补充农村人为城市化失去的血液。目前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还有不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这样就阻碍了农村的发展。

　　另外，在目前农村居民居住极为分散的格局下，要普遍建立养老和医疗机构，完善设施，成本将极为高昂，经济上是不划算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各地普遍开展了合村并居、相对集中居住、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等城乡空间布局措施。一些地区靠近城市建设新的居民点，显著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其中受益最大的当属老年群体。通过相对集约化规模化，降低成本，方便群众，让更多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方面有所受益，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选项。

　　解决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选项，就是让农村老年人进城，参与城市的养老服务。如果已经老龄的农民工能够在城镇扎根，如果在城镇扎根的农民工的老龄父辈也能够随着儿孙进城，那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当然也会缓解不少。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能够降低城镇住房价格，农民工有相应的购买力。这方面，政府可以实行一些优惠措施，政策空间不小，但难度也很大，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