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优势”与“中国方案”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人口学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线上论坛上，专家指出，我国应对老龄化任务繁重复杂，已经很难继续通过借鉴西方经验来解决我国现实问题，因此亟待在识别“中国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胡湛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识别老龄社会治理的“中国优势”、探索“中国方案”：一是进行人口老龄化领域话语权研究，对生命历程、老龄、衰弱等相关概念指标进行重新界定；二是体现中国治理范式优势，凸显中国特色的多元化老龄治理系统；三是基于中国社会特点，将家庭放在国家和社会老龄治理框架中进行研究；四是实现治理资源的多元化，向世界推广中国老龄社会治理智慧。

　　“中国在释放数字红利方面具有理念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人才优势，目前已经取得了弥合数字鸿沟的先发条件，为数字老龄化的深度发展奠定基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朱荟说，老龄社会新形态在数字时代浪潮中日渐突显，既呈现出难得的机遇，也引发从未有过的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从减少数字排斥到注重数字包容，再到释放数字红利，数字老龄化的理念创新与实践推进，不仅要考虑如何帮助老龄人去适应数字时代的新技术，更要考量如何帮助老龄人参与到数字时代的社会中去。建议未来我国继续发挥多重优势，为全球数字老龄化持续贡献中国经验。

　　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韦艳的分析成果显示，不同户籍、地区与年龄层的老龄人智能设备的接入与使用情况相差较大且较为失衡。建议既要兼顾不同的老龄人特征展开不同层面的数字反哺，也要兼顾不同的普及目标推动不同方向的老年数字融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永梅的研究显示，66岁是我国老龄人生产贡献特征的转折点，69岁之后其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变得愈发普遍。老龄人口在社会层面的生产性行为与消费性行为不仅受个体和家庭因素影响，更与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甚至自然环境密切关系。建议尽快推进养老服务均等化、高质量发展，以适应老龄社会诉求，同时要加快建设“老年劳动友善”环境，未来还应以制度供给撬动社会文化建设，打造开发老龄人口红利新局面。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论坛由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承办。